大约一个世纪前，许多瑞典人移民美国。如今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只有约6.7%的瑞典裔美国人生活贫困。也是在一个世纪前，许多瑞典人决定留在瑞典，现在做得也很不错，两位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计算瑞典的贫困率，结果同样是6.7%。

换句话说，这些有相似历史背景的两群人，虽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但他们的贫困状况是相同的。

医疗系统也有类似情况。在1950年，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高出2.6岁。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瑞典和美国在政治体制上出现差异，前者成为福利国家，建立了全民医疗系统，而后者没有。结果呢？如今两国在平均寿命上的差距为2.7岁，基本没有变化。

又是如此，政策迥异但结果相近。

这并不是说政策选择毫无意义，而是说我们应当现实地看待这种选择。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力常常会被文化、种族、心理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力所淹没。

你可以在美国国内观察到这种现象。上周，美国人类发展计划组织公布了对美国生活质量的“世纪”调查。正如预料的那样，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与种族因素有关。从全国来看，50%的亚裔美国成年人拥有大学学位，而白人、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分别为31%、17%和13%。

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87岁，高于白人的79岁和非洲裔美国人的73岁。

即便是在美国相对落后的地区，亚裔美国人也表现出色。比如在密歇根州，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90岁，而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分别为79岁和73岁。在收入和教育方面，亚裔美国人同样高出许多。

地域因素也会导致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在某些高学历人群聚居区，人们高度信任彼此，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出色的人力资本项目。这样的地区大多在美国的东北诸州，比如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而在有些地区，社会信任度低下，教育水平不高，文化氛围不佳。这样的地区主要在美国南部各州，比如阿肯色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种族和地域因素的影响力结合起来，会形成生活质量的惊人差异。新泽西州亚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南达科塔州美国印第安人高出惊人的26岁，前者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更是后者的11倍多。

要想找到生活质量差异如此巨大的原因，就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动机和社会资本的阴暗世界，从历史经历、文化态度、儿童养育方式、家庭构成模式、对未来的期望、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联系质量等方面着手。

研究人员曾试图分解这些软因素的影响力，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做到。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同的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以无数种方式结合起来，共同产生了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不同的观点又缔造了不同种族和地域间的不同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生活质量。

政策制定者很难用金钱来直接改变这些不同观点。芝加哥大学的苏珊·梅耶（SusanE. Mayer）在其著作《金钱并非万能》（What Money Can’t Buy）中，探讨了最贫困美国人的收入如果翻番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她认为，效果将小到令人失望的地步，即对儿童辍学率和总体成绩没多大帮助，在减少青少年怀孕方面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应当注意使政策迎合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大体系。糟糕的政策会破坏社会结构，而良好的政策能够适当改善社会结构。

所以在制定政策时，首先应该注意不要破坏社会联系。如果迫使人们离乡背井前往陌生贫瘠的地方，那么由此产生的恶果将持续数代人的时间。其次，设法建立基本安全。如果政府能够建立起基本的经济和人身安全，那么人们就可以缔造出为目标而奋斗的文化氛围。第三，努力通过政策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最佳政策，比如出色的学前服务和兵役制度，能够加强人们的情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