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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Peter Hessler （何伟）亲自授权本站及译者“Wufu（五福）”翻译并发表本文，旨在与更多读者分享其作品。望勿擅自转载，如有需要，请与本站联系商讨，非常感谢。

原文链接：

http://www.newyorker.com/archive/2004/02/16/040216fa_fact_hessler

6. 文字的世界

我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只采访了一位年轻人。在一个关于中国文字的网站上我看到一句引自陈梦家的话，这个网站的编辑是35岁的匈牙利人，高奕睿（ImreGalambos）。高奕睿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馆员，他在加大伯克利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汉字演变的。

传统上学者们都认为标准的汉字是在秦始皇时期——他于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国——确立的。但是晚近出土的文献表明，秦朝在文字上的影响可能有些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似乎发生更晚一些的汉代，当时出现了中国第一本字典（译注：许慎《说文解字》，东汉）和第一部官方史书（译注：司马迁《史记》，西汉）。为了给自己的文化谱系正本清源，汉代的知识分子将他们之前的所谓先朝——夏朝、商朝、周朝和秦朝——纳入了同一个叙述框架中。而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王朝是建立自不同的民族群体，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统治方式。但是在商朝之后，他们开始使用同一种书写体系，汉朝的历史学家就是用这种文字，从历史、回忆和想象的众多纷乱细节中创造出一个连贯的叙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陆威仪（MarkEdward Lewis）曾经这样描述古老而绵延不绝的中华帝国：它建立在“一个由文字构成的想象世界”之上。

高奕睿经常访问北京，有一次他在同我见面时对这个话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有一些文明，例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的书面文献会创造出一个比真实世界更有影响力的世界。我认为这种文字构成的世界变成了一种跨越时间的纽带，是它让我们所说的‘中国史’有存在的可能。影响中国历史最多的并不是她人民的数量或者其他类似的因素，而是他们创造出的这个巨大的书面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庞大，大得把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吞没于其中。”

我问高奕睿，是什么原因让他开始学习中文。他回答说，当他还年轻时，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匈牙利，只要你被大学录取就只需要服六个月的强制兵役。为了这个优待他提交了入学申请，但是所有申请的最后期限都已经过了，除了一项赴中国留学的奖学金之外。那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是这么卷进跟中国有关的一切里来的，”他说。

一天夜里，我们两人在后海碰头小饮。后海是北京市中心的一个湖。那是一个动人的秋天的夜晚，水面上倒映着红的和黄的灯光。高奕睿谈起书写在中国的重要性，然后他用手指了指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很紧张你，驻华记者。对于西方而言，你所写的就是中国。假如你写我们坐在后海边闲谈，人们就想，哇，中国真是个挺酷的地方。他们对这里的认识就是这么形成了。然而这种认识可能与现实相去甚远。”

7. 诗

陈梦家的妻子在他身后又度过了32个年头。在经历了文革——所有那些批斗、殴打、剃阴阳头——之后，赵萝蕤患了精神分裂症，但她能够康复到重新开始教书和写作的程度。80年代，她翻译了第一本全本的《草叶集》中文版。1990年，她重返母校芝加哥大学讲学；第二年，她获得芝大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她去世于1998年。

前不久我见到了赵萝蕤在芝大的同班同学，巫宁坤。他已经83岁了。1951年应赵萝蕤的邀请，巫宁坤丢下他正在写作的关于T·S·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回国教书。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投进监狱。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是囚禁在牢房里就是在农村流放改造。1990年他重返美国，终于同他的妻子李怡楷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赖斯顿（Reston）。1993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共产党中国的英文回忆录，书的名字叫《一滴泪》。

我去巫宁坤的寓所拜访他时，他回忆道，他入狱之后一直到1980年才又一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都没有提起梦家的名字，”他轻轻地说。“那会是我最难说出口的句子之一——假设当时我对她说我很难过的话。我清楚这些词有多么的苍白，毫无意义。她没有哭。她非常坚强。”

巫宁坤告诉我，在狱中他经常借助背诗来获取力量。“我时常想起杜甫、莎士比亚、迪伦·托马斯。你知道迪伦·托马斯在他父亲去世时写的那首诗吗？‘当筋疲骨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就是那首《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知道，我曾在芝加哥亲耳听迪伦·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场面很动人。”

我问他是否跟托马斯谈过话。

“没有，我只是坐在听众席里，他也已经醉得不浅。看得出他很痛苦——活着对他而言太沉重了，我想。”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一位朋友帮我找到了两卷本的《草叶集》中文版。扉页上醒目地印着译者的名字：赵萝蕤。

这本书出版于1991年。三年之后，美国一位惠特曼研究家Kenneth M. Price专程到北京拜访了赵萝蕤。 他们的对谈录发表在了《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在采访中，Kenneth问赵是如何翻译《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这首诗的第一小节的。这一小节的一个长句直到22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动词，这种结构在中文里会显得非常拗口。赵萝蕤答道：“这一句诗不可能仍然译作一句，因为尽管我想要忠实于原文，我也希望我的中文表达流畅通顺。”

我重读了惠特曼的原诗，然后又拿起这本中译本。在把难解的字一一用字典查过之后，我尽了最大努力把赵的最后三行译诗还原成英语：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

    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uniting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hints, making use of them all, but at full speed leaping over everything, 

Sing a reminiscence.

(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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