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雇主们正在竞相聘用低技术工人，但中国许多最好、最聪明的人才，即高校毕业生，却面临着长期失业的境遇。1999年，政府开始大力扩张大学教育——曾经被视为通往锦绣前程的门票——以培养更多专业人士，满足全球化的需要。今年，630多万大学毕业生将迈入就业市场，比1999年增长了100万。但高技术、高薪工作的数量并没有跟上毕业生数量增长的步伐。那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纠正期望值和现实之间的偏差？这一问题将如何改变中国人对向上流动的态度？如果大学毕业生现在无法获得经济回报，下一代中国人将怎样看待教育的价值？《纽约时报》邀请了几位专家，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物质主义和社会动荡

作者：范辛迪（C. Cindy Fan）

如同卖淫、股票、私家车、选美和麦当劳一样，在1949年以后的30年间，由于集体化制度，“失业”现象几乎从中国人生活当中绝迹了。

邓小平实施的经济改革为无效的国有企业的坍塌铺平了道路，数百万工人失去了“铁饭碗”，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波失业浪潮。

在中国，大学生失业是一个热门话题。大量年轻人只信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写照。没有工作，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今天，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大约为4.3%，但由于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有许多人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他们或许有一份工作，但他们的技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薪酬很低——这一数字显然大大低估了真实的失业水平。

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毫无疑问，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失业，但中国被认为是第一个从衰退中复苏的经济体。

媒体广泛援引的另一种解释是，中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晚期实施的大学扩招政策。但即使在大学扩招之后，也仅有不到8%的中国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超过了四分之一。这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如果中国要实现关于“中国世纪”的种种预期的话。

笔者认为，以下这3种解释或许有助于说明大学毕业生相对较高的失业现象。首先是地理方面的问题。来自小地方和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在获得大学学位之后，很可能渴望去或者留在大城市。这种倾向导致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的就业市场人潮涌动，伤害了小城市和城镇的经济发展。

其二是全球化问题。据粗略估计，有四分之一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返回中国。这些被戏称为“海龟”的归国人员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可以很容易地把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推至就业市场的下层。

最后一个原因是，工业在中国经济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占GDP的49%。尽管服务业——这是最有可能吸纳毕业生的行业——大约占GDP的40%，但与低端服务型工作（比如销售）相比较，高技能、专业型工作还是太少了。

创造高端工作机会，提高年轻人在小城市居住的动机，显然是降低大学生失业率的有效途径。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经济已不再是中央计划体制，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仅仅依靠市场——即便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还未能让足够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

作者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科学副院长、地理学教授。著有《移动中的中国》（China on the Move）一书。

糟糕的教育体系 作者：黄亚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显示，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机会较2006年下降了大约22%。

一些人估计，有3成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大学生的平均薪酬正在接近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广东省的工厂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人。这是怎么回事？

那种认为中国的非熟练工人正日益枯竭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新闻报道通常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了广东省，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国都缺乏非熟练工人。农村地区在过去6年的发展意味着，之前无法在家门口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现在有了选择的余地：要么去广东打工，要么呆在家乡。许多人选择留下。广东省的“民工荒”充其量只是表明，这些工厂当初就不该设在那里。

但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市场是一个问题——机会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大学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场所，但中国的大学还给予了年轻人一项向城市中心迁移的正式权利。

你不能对一位中国大学生说，“上大学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钱，但你的就业前景在你老家的村庄里。”所以说，工作机会所在地与大学毕业生所在地，现在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偏差。

其二是技能不匹配。当我跟中国的经理人和企业家交谈时，他们不停地抱怨很难找到既有合适的技术、能力，又有意向的雇员。中国极其缺乏恰当的人力资本，以至于《人才战争》这类书在中国非常畅销。

中国的教育体系在为中国经济培养拥有创新技能的工人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这一体系培养出的学生对既有事实了然于胸，但无法发现新的事实；只会寻求现有的解决方案，而想不出新的解决之道；只会奉命行事，而创造不出做事的新方式。换句话说，他们不能为其雇主解决问题。

中国大学的入学人数在1997年至2008年间增加了6倍，如果你用这个人数乘以这种技能不匹配现象，你就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中国大学不乏英才，但这些大学“批量生产”了许许多多眼高手低的学生。这种组合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收入低下的国家，尤为如此。

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与国际管理学教授。著有《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作者不久将开始对中国大学毕业生展开一次大型调查。 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 作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A. Bell）

子曰：“有教无类”。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中国父母，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总是严格督促子女好好学习。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高考制度（这是中国最不腐败的体制之一）至少一部分设计初衷是为了向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那些过了这道关的学生就能够上大学，无论其社会关系如何。

为了满足社会对更多教育机会的需求，过去10年来，中国政府以年均30%的增速扩充大学人学人数。虽然中国经济一直在蓬勃发展，但一个可预期的结果是，大量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我自己的学生——精英云集的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也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尽管这通常意味着降低期望值或改变计划，而不是应对失业问题。

过去，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在外企或北京上海的中国金融机构中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许多毕业生正考虑在小城市或欠发达地区工作。其他人则继续读研，以推迟找工作的时机。还有一些学生正考虑从事所学专业之外的工作。

我的一位学生在一所重点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语文教师。她说，“想凭这种工作赚大钱，是不可能的，但我的确非常高兴。”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竞相报考公务员考试。无论他们私底下对政府有怎样的抱怨，他们越来越觉得，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工作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鉴于就业市场的紧张局势，政府打算把大学入学人数的年均增速降至5%。但是，上大学这种需求是不会停止增长的，中国政府发现，要维持一个“和谐社会”越来越困难。

在我看来，要长期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改变父母的期望。并非每个人都注定会成为一位成功的专业人士或政府官员，中国还需要仿照德国的教育体制，让一部分学生更早地接受职业培训。

但父母需要接受一种观点：用手工作跟用脑工作，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一些思想，或许需要在中国重新推行。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学：一个转型社会的政治和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一书。

原文：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3/07/educated-and-fearing-the-futur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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