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始于日本和韩国，后扩展至香港和新加坡，最后深深扎根于印度和中国大陆—已永久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这些国家意识到了高素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加强科研投入将提高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上世纪60年代伊始，日本、韩国和台湾纷纷扩大大专教育规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而如今的中国和印度怀揣着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自上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中印两国想方设法发展高等教育，而中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取得了惊人成效：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翻了一倍多，从1,022家增至2,263家，同时每年的大学招生人数增加了4倍。

相比之下，迄今印度在这方面的成绩大有不如，但其志却不比中国小。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印度打算到2020年将大专教育总入学率从12%提高到30%，这意味着要在10年内增加4,000万名大学生。

在扩大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后，亚洲主要国家又瞄准了更具挑战性的目标：打造可与世界顶级大学相媲美的国内大学。显然，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韩国政府目前正设法将部分国内大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因为他们认识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西欧和日本就是证明。

打造顶级大学并非易事。世界级大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地位，是因为他们拥有全球的顶尖学者、一流的设施、充足的资金、以及有竞争力的薪水和福利。中国目前正在这些方面做大量投入。除了吸引优秀教职员工所需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有高效的研究资金分配体系。

不过，要想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单靠提高科研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视野开阔的高素质国民以及能够独立思考、具备创新精神、充满活力朝气的创业者。中国的大学教育缺乏对跨学科人才和关键性思考的培养，中国领导人对此毫不讳言。

亚洲传统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有利于培养工程师和中层政府官员，但不是培育领导力和创新力的沃土。要想成为商界、医学界、法律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领袖，就必须具备“锻炼思维能力”，也就是适应环境不断变化、面对各种新情况、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这种能力需要学生们主动接收信息并学会独立思考。

在亚洲，转向美国式课程设置的运动正方兴未艾，然而教学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班级规模的减少导致费用上升，教员也需要适应新的教学方法。

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够或者需要成为世界级大学。日本、韩国和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只向国内旗舰级大学提供重点资助。但印度是个例外，竟在过去20年里新建了10多所科技大学，而该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仅建立了五所。这些大学在培养工程师方面表现杰出，但在科研方面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此外，印度的平等主义政治使得该国难以集中力量将少数大学发展成世界级科研机构。

然而，印度在某个方面比中国更具优势，至少目前如此。在印度，教员能够按照个人兴趣自由地选择各种研究领域，学生们也可以同样自由地发表并测试异端非传统理论。这些自由是每所优秀大学都必不可少的特征。

随着人口、货物和信息流动的阻碍减少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亚洲国家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和信息来打造顶级大学。如果把这些资源集中用于少数大学机构，并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推动发表和研究自由，那么他们将成功地打造出世界级大学。这并非朝夕之事，而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不过可以加速这个进程。

本文作者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是耶鲁大学校长，文章全文请查看《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5-7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