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菲利普·鲍林

华南佛山本田汽车厂发生罢工，随后不久，深圳巨型企业富士康又爆发员工自杀和劳工动荡。这一切表明，中国南部沿海劳工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这些愿望在近年来聚集该地区的年轻民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如今，中国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由当地或外资企业瓜分，企业工人并没有占到多大份额。从某种程度上讲，劳工事件只是工人希望财富得到更为公正的分配而已。世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雇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能像“社会主义”中国那样低。

然而，工潮爆发并非源于意识形态。一些让人沮丧但却十分重要的数据变化，即人口结构变化才是引发这些工潮的幕后推手。今年，中国业龄人口（15至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为历史最高，达到71.9%，这是三十年来业龄人口持续增长的结果。中国在1980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人口出生率曾一度飙升，而中国业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使中国劳动力在三十年内增加了33%。对于中国南部那些生产出口商品的血汗工厂而言，业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多少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将在五年后发生：到2050年，业龄人口规模将增至最高点，随后会逐步下降。事实上，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已达到最高点，因为呆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比过去更多，时间也更长。因此，更多的人直到15岁后才进入劳动力大军。中国业龄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比例占到了妇女总人口的70%，而这也是可能达到的最大比例了。

还有一个与劳动力规模同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在近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快速增长，部分原因是大批年轻民工从乡村地区来到城镇，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然而，这股逃离农村贫困地区的年轻劳动力资源正走向枯竭。本田汽车的罢工工人，还有富士康的自杀员工大部分都在二十岁左右。这些企业不由得感到，愿意外出打工，寻求生计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少，而一些临近农村地区的城镇和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却比以前更多。

目前整个中国20至24岁的劳动人员为1亿2千2百万，而15至19岁的劳动人员只有一亿6百万；40至50岁的劳动人员有3亿，但20岁以下的劳动人员却只有2亿7千3百万。如今，中国农村地区年轻和流动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幅度最大，这一趋势也将持续下去。因此，未来中国必须找到维持经济增长的其它办法，寻求另外的途径，将工人生产率保持下去。

对于中国某个政党的一些权势官员，以及那些认为投资本身是改善生活的目的，而非手段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可实际上，这差不多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件好消息。罢工的次数越多，要求涨工资的工人越多，中国就越有可能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资金就越有可能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投资在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庞大工程上。此外，提高技术教育水平，促进私营部门的创新精神也能不断推进中国的生产率向前发展。

工资大幅增长固然会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也会因此而消失，但贸易逆差不仅危害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收入滞后于国民收入，可如今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更快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意味着，在军事扩张以及建设那些声势浩大的工程上，投入的钱会更少，而那些贪官在澳门赌场的洗钱金额或许也会更少一些。消费越多，经济就越能实现长期稳定。比起消费，中国目前依赖投资，无视回报率的做法无助于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未来也会出现诸多困难：当农村人口渐趋老龄化时，中国的农业将何去何从？在政府允许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下，土地合并的规模是否达到了迅速实现农业商业化的地步？农村人口减少和水资源缺乏又是否会导致粮食危机？

可这些问题还早着呢。未来十年，中国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而那些佛山的罢工工人也不过是掀开了未来十年诸多问题的一个序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