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一直都觉得弗兰纳里·奥康纳是爱尔兰人——要不就是凯里人（Kerryman）——而且肯定是个男的，他的名字就是用弗兰·奥博恩 （Flann O’Brien）和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的名字拼起来的。这种错觉属于一个人开始不系统地接触文学以及这个世界的时候遭遇到的那层迷雾。而对于在一个荷兰小镇里长大的我来说， 这层迷雾格外浓重。美国图书中心是镇上唯一一个能大量阅读英文图书的地方：那个稍显简陋的地下室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收藏的主要《疯狂》漫画杂志和貌似 18禁的出版物。书店远端靠墙的架子上放慢了诗集（我现在还有点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这么好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而正是在那个我穿着造型雨衣在 那面墙前度过的下午，我被《爱丽儿》（Ariel）深深地震撼，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死于自杀；正是在那个下午我为《北方》（North）所折服，虽然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谢莫斯·希尼（Seamus Heaney）是谁。

如此纯粹的语言的冲击力——对于少不更事的我来说，英语诗歌闪烁模棱的意境让这种冲击更加令人愉悦——正是奥康纳作品的主要特征。她作品中的人物头脑简单，也常常容易受到宗教演说那种令人兴奋的神秘所影响。更泛泛地说，这种力量突出了一个人对传记的与生俱来的矛盾心理以及这种矛盾心理在读者与文本之间造成的 那片阴云。失去了未知的神秘，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比如那种认为详细地了解奈保尔（V. S. Naipaul）在婚姻中的种种令人不齿的举动能大大促进对其作品的欣赏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而所谓这种提升的价值超过其成本——即牺牲文本本身哪怕只有 一丝的独立性——的看法也未必正确。小说本质上是强调脱离外部世界的，当然也要脱离小说的作者，无论他是卑鄙还是崇高：要不然干什么要写这样一篇自成一体 的文章呢？若不是这样的话，一篇小说又怎会有其道德权威呢？

神秘在文学上的重要性，虚构的小说文本与真实存在的小说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些 对于奥康纳的作品来说都是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读者在读奥康纳作品（如同与其生活在同一年代的普拉斯的作品）的时候很难幸免于那道把人晃的头晕目眩的 个人神话的高光——她的离群索居、她的身患狼疮以及她令人哀怜的短暂生命（1925年至1964年）。

如今，我们有了布拉德·古赫 （Brad Gooch）撰写的《弗兰纳里》（Flannery）。《弗兰纳里》是第一本一流的奥康纳传记，它较为克制地阐释了奥康纳两本小说和两本故事集的背景。值 得一提的是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出版的堪称经典的单本大部头《奥康纳》搜罗了奥康纳的小说集、散文选、演讲稿、书信以及一张详尽的年表，其中收录了除上述古赫所著传记中 提到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九篇故事。由此可见，《弗兰纳里》有所取舍地讲述了奥康纳的生活和创作，而这正是一本成功的传记应该做到的。

表面上看 来，除了身体上的疾病，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一生十分平淡。正如她曾心满意足地提到，“在房子和鸡窝之间打转的日子没什么好写的”。毕竟她出生在佐治亚州一 个中产阶级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一般都被认为是单调无聊的。作为19世纪中期爱尔兰移民后裔的奥康纳一家和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没什么两样。弗兰纳里母系一 支的克莱因家族也是祖籍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但身份更高的而且更为宽裕，虽然从古赫的记述中看不出弗兰纳里母亲家的族裔/宗教身份对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尊卑有 怎样的影响（这一点很可惜，因为社交细节在奥康纳的小说中是十分重要的）。弗兰纳里从小到大——先在沙凡那后在亚特兰大，1938年起又住在米里奇维尔的 克莱因家族宅院——一直生活在黑人仆佣的精心呵护之下，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彬彬有礼、固执己见、受过些许教育的有产白人阶层的一部分。作为家中唯一的 孩子，她一出生就被当作一个聪明的孩子。虽然她数学和拼写都很差，人们似乎都承认她的自信与怪异——弗兰纳里小时候尖酸刻薄，不合群，擅长画漫画，痴迷于 鸭子和鸡——正是天赋的表现。她在家人的精心养育下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在1941年，她那在地产经纪生意中失败的慈父死于红斑狼疮（lupus erythematosus）。红斑狼疮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患病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对其重要脏器的攻击会造成患者死亡。

父亲去世后一年， 弗兰纳里动身前往佐治亚州州立女子大学（Georgia State College for Women）读书——“动身”这个词说的有点迷惑性，毕竟那所大学与弗兰纳里家之间只相隔一个街区。在那里，她开始更加认真地写作。虽然奥康纳一般被视为 艺术家中的局外人——那个跛脚而古怪的三流作家——但她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内人。她的职业生涯发展历程，她发表过作品的刊物，以及她获得过的奖项， 时至今日仍然是年轻作家的榜样。的确，谁不愿意有这样的简历呢：

1945年至1948年：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获奖并赢得奖学金。她创作 的短篇小说开始在杂志上发表。

1948年至1949年：长期居住在耶都，短篇小说在《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发表。

1952年：第一部小说《智血》（Wise Blood）出版。

1955年：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大卖。

1956年及以后：讲师职位、欧·亨利小说奖、授课邀请和奖金（包括福特基金会授予的8，000美金）。

1960年：小说《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1965年：短篇小说集《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1971年：《短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1971年：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传奇。

这样看来，奥康纳从来也没有尝过事业受挫的滋味。她的自信和使命感从来没有动摇过。三十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名声在外，受人尊崇了。（“我们当初曾经多么喜爱和嫉妒他们，我们大学时期的偶像——海明威和福克纳，弗罗斯特和艾略特，玛丽·麦卡锡、弗兰纳里·奥康纳还有尤多拉·韦尔蒂！”约翰·厄普代克写道。他比奥康纳年轻七岁。）她从不缺少良师（罗伯特·洛威尔，菲利普·拉夫，罗伯特·佩·华伦）益友。她从来不需要找工作养家糊口。1951年之后，她住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而这片由她的母亲雷吉娜共同所有并经营的佐治亚州地产（包含500英亩农田和1，000英亩树林）也为奥康纳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弗兰纳里清心寡欲，生活简朴。她似乎从来没有过要个孩子的想法，并且也因此从来没有为没有孩子而分心。同样地，弗兰纳里对于爱人的需要也没有那么强烈。全身心投入脑力劳动的弗兰纳里显然已经从圈养外来禽鸟（孔雀、天鹅和鸡）中，虔诚的宗教信仰中，以及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足够的情感愉悦。她热情招待时而来访的客人，并与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等有趣的人物长期通信。简言之，作为一个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是伟大的，也是幸运的。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还因为病痛为她带来的超乎寻常的不幸。

总而言之，奥康纳25岁时候被诊断患有狼疮，但一年多之后才得知实情。病症造成她手臂、臀部和肩部的关节疼痛；治疗这种疾病需要输血，注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卧床静养；疾病使她异常虚弱。她大量脱发，29岁时候就需要拄拐杖才能走路了。34岁时，颚部坏死造成她进食困难；之后，她的疼痛愈发剧烈，身体畸形越来越严重，身体活动能力也越来越差，似乎她全部的快乐都寄托于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但重病中的奥康纳仍一如既往地果决、智慧而没有一丝绝望。她热衷于自己的责任感、宗教信仰以及艺术追求，并从中汲取了力量。她仍然每天花两个小时在打字机前写作，甚至在接受了临终圣礼之后也没有改变。

奥康纳是一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十三世纪”的天主教徒。她苦心钻研神学，对德日进的作品有特别的兴趣。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每天都要参弥撒，而每次弥撒都毫无例外地是母亲陪着她。弗兰纳里和雷吉娜之间如幽闭恐怖症患者一般的相互依赖自然使两个女人都感到烦恼——而母亲对客人揭短她缺少教养的社交态度更令弗兰纳里大丢面子。这样的家庭环境，加上弗兰纳里对宗教的虔诚以及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奥康纳家少有男性访客登门。但终归还是有这样一个男性。1953年，埃里克·朗科加尔（Erik Langkjaer）开始造访。这个英俊而体贴的丹麦人因其大学课本销售员的工作经常出差到米里奇维尔（Milledgeville）一带。古赫在书中写道，这段友谊“至少带有一点浪漫的痕迹”。在一次出行中，他们共同经历了一次致命的接吻。在这本传记一个十分有力的段落中，朗科加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她的嘴部几乎完全松弛，这使我的嘴唇没有挨到她的嘴唇，而是碰到了她的牙齿。这让我觉得像接到了死亡警告一般难受，而那次接吻也就这样停下了……我觉得像是在亲吻一具骷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读者读到这里很难不对奥康纳感到深切的同情，并因此而对奥康纳的作品做出更高的评价。奥康纳本人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我患的狼疮与我作品的文学评价无关，”她认为。不仅对于文学评论家，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从奥康纳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出她身患重病。《智血》在她被诊断患有狼疮之前就已基本完成，而她此后作品的风格也明显与其患狼疮之前的偏好相同。

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的关注点十分集中，建议读者最好不要像我一样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同样的势头在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令人印象深刻：甲和乙——也可以——再算上丁逐渐表现出他们道德白痴的本质，并一步步滑向一场怪异而又时常充满暴力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在一场发生在阳光或月光下的戏剧性事件中逐步展开（“一轮黄色的圆月浮现在无花果树的枝头，仿佛要与雏鸡同栖一窠”）。奥康纳式的故事环境是农业的、静态的、非科学的，而且往往脱离于现代的信息传递和移动方式。奥康纳小说中描述的悲喜剧的世界里有的是泥泞路，猪，“简直是白痴”的姑娘，“蹩脚”的白人，愚蠢的“黑鬼”，以及形形色色的阴谋家和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故事发生的地点几乎可以说是前现代的，小说的内容也常常是关于宗教理想主义者或者一个陌生人如何闯进一个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奥康纳的小说为平民的福音派新教及其心智不健全的教众而着迷，而城市世俗团体的出现一般代表着一种令人伤感的愚蠢和骄傲。她小说中的人物谈不上“可爱”，但他们却出人意料地活灵活现。文笔之优美令人心生嫉妒：

她在他的注视下仰躺下去，慢慢闭上双眼。她张开嘴，露出几颗孤零零的长牙，其中几颗是金色的，而另几颗比她的肤色还黑；她开始吹口哨，喘粗气，就像一具爱好音乐的骷髅。

或者（在破烂难民抵达农场的时候）：

她开始想象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她看到波兰语单词和英语单词针锋相对，大步向前，不是句子，只有单词，咕哝着，咕哝着，咕哝着，高高跃起，尖叫着，然后大步向前，扭打在一起。她看到那些波兰语单词——它们肮脏，全知而原始——向干净的英语单词身上扔泥巴，直到所有东西都变得同样肮脏。她看到所有僵死的脏词都堆放在一间屋子里，既有他们的也有她的，就像新闻影像中堆积如山的裸尸。“上帝保佑我”，她轻声地呼喊，“免受撒旦邪力的侵扰！”

陈述故事的第三者奇迹般地徘徊在若即若离之间。在奥康纳的作品中，语言与说话人的理性之间似乎没有空间。你也不会察觉到丝毫作者自我意识的痕迹。而又有多少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呢？

当然，你可能忍不住要问：人类真的这样令人厌恶么？世界果真如此么？在几篇散文和演讲中，奥康纳都提到了这样的问题：

经常有人对我说佐治亚州的生活根本不是我写的那样，没有逃犯能任意闲逛、杀人灭户，也没有哪个《圣经》推销员会四处寻觅装着木制假腿的女孩儿。

但她自己身处的哀伤和古怪的环境强化了她的黑暗幻想，就像古赫证明的那样，许多奥康纳小说中的怪异元素都源于真实发生的事件。奥康纳声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虽然是一个“推动神秘极限”的现实主义者。在奥康纳看来，神秘的玄义关系到“终极的现实”，换句话说就是神灵在人类事物中的代理。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也正是这个虔诚的教徒为她极为阴郁的作品所作的注解。

奥康纳对于那些呼吁她将作品的调子改的积极一些的压力都根本不放在眼里，无论它们来自宗教界还是世俗社会。她认为她的信仰和她的艺术创作之间没有冲突。恰恰相反，“我的天主教信仰促使我必须在艺术创作中做得更好”。但她提到，

持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说作者在现代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令他不快的丑恶面，而他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读者司空见惯的事实的丑恶呈现在读者眼前。

这个看法和奥康纳所谓最神秘的莫过于为什么人类的存在“虽充满恐怖，却被上帝认为是值得的”的论断一起构成了以下观点：（1）从基督教的角度看来，现代人类生活的状态充斥着一种奇异的恐怖；（2）因此，通过虚构的方式描述处在这种奇异恐怖状态中的人类对于探索救赎和圣恩的奥义是必要的。

观点（1）的问题在于基督教的观点未必会加重对人类和现代的厌恶。基督教的观点可以使人更加热爱人类以及人类创造的生活的观点也是有据可循的。还有一个问题。奥康纳小说中描绘的人物令人生厌是与他们的贫穷和落后相关的。但在她的散文中，她对那种希望我们“根据统计数字确立良心”的表面看来进步的观点深感愤怒，并基本持反对态度。或者说，她反对对那个以贫穷和落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文化，也就是她小说的主人公身处的那个文化，进行开明的干预。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也许会对奥康纳产生反感：他们热爱的作家竟然是这样一个把人类事物中的痛苦和不公当作自我中心的智力满足感源泉的人，而她的政治直觉和道德本能也因此而扭曲。即便如此，正是这种令人困扰的特点赋予了奥康纳的作品奇异的力量。

对于作为注解者的奥康纳来说，一个问题是她缩小了她作品的视角，即便对于信奉天主教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从教义或者超自然的内容出发解释她的小说会使她的作品变得枯燥甚至成为谬误，因为无论她的个人目的如何，奥康纳毕竟忠实于一种尖酸的滑稽视角，而后者正是发源于那古老的却有益于艺术发展的厌世传统。不管怎样，一场精神的戏剧正在上演。只是在这出戏剧里，那个自我阐释的作者并非按她自己计划的那样占据虔诚的制高点冷眼旁观。相反，对她作品的评论恰恰证明了一个令人惊骇的事实：弗兰纳里·奥康纳就是她描述的那个阴暗的世界的一部分。她为邪恶所动容，而且毫无疑问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她如此邪恶，却又如此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