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问了很多问题,”他说,“但是并不是所有我想问的都能问。”

谢夫恰科先生正坐在录音棚的厨房里小憩。他的录音棚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他生活在此,工作在此,眼下,他正和他的乐队DDT一同制作新专辑。
俄罗斯那些领袖——沙皇也好,总书记也好,总统也好,要想赢得尤里•谢夫恰科(Yuri Shevchuk)的尊敬,似乎都不太容易。这位带着眼镜,头发微微有些花白的摇滚明星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冲着麦克风咆哮,他说他希望能够唤醒同胞的激情,俄罗斯人早已习惯了对铁腕政权卑躬屈膝,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让他们与这种历史悠久的“习俗”决裂。
现如今,53岁的谢夫恰科先生仍然保留着一种充满反抗力量的喉音,一如上世纪80年代早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和苏联的审查员躲起了迷藏,在遍布俄罗斯的公寓中秘密举办音乐会。时至今日,在他那些挤得水泄不通的演唱会上,弗拉基米尔•V.普京( Vladimir V. Putin)政府成了他批判的对象,他曾指责一些音乐家是叛徒,还在公开场合对他们百般嘲弄。
上个月,他将自己一直以来的布道投入了实践。在和普京先生的一次会晤中,他发表了针对政府滥权的即席演讲,让俄罗斯人为之震惊。
“老实说,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 谢夫恰科在会上这样和总理说道,“这些问题积在我心里有很长时间了,我得利用这次机会问个明白。”
这次面对面的质问由国有电视台进行转播,并上传至普京先生的个人网站,让苏联问题专家都乱了阵脚。
上周在自己位于圣彼得堡的录音棚,谢夫恰科先生坐在厨房里,啜着速溶咖啡,对这次和总理的对话轻描淡写,认为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暗示如果有可能,他本来可以再问得直白深入一些。
“我问了很多问题,”他说,“但是并不是所有我想问的都能问。”
谢夫恰科先生坐在一座钟的下方,这座钟朝着反方向滴答滴答地走着。他说俄罗斯精英阶层和俄罗斯普通人民之间已经分裂了有1,000年之久。俄罗斯权力阶层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阻碍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而俄罗斯现在的最高统治者普京先生和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就是这种精英阶层的最新代表,谢夫恰科先生如是说。
“不同的是,过去那些精英骑着高头大马,现在却坐进了奔驰,”他说,“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变化。”
然而,这肯定不是说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谢夫恰科先生的外曾祖父是鞑靼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他的祖父是乌克兰哥萨克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谢夫恰科举家被流放到位于俄远东马加丹州的古拉格集中营,1957年,谢夫恰科先生在集中营出生。
他曾经学过绘画,想当一名画家,他的录音棚里还挂着他的一些画作。谢夫恰科先生说,后来他又开始沉迷于摇滚。70年代的苏联正处于勃烈日涅夫掌权的“停滞”时期,举国一片混乱,他便将摇滚作为逃避当时苏联社会的一种方法。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带Fuzz(破音)效果的电吉他声音中找到解脱,逃离黑暗和奴役的,”他说,“我们四处搜寻Beatles(披头士乐队)、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 Jethro Tull(杰思罗•塔尔乐队)、 Led Zeppelin (齐柏林飞艇乐队)、Van Morrison(范•莫里森)的歌,我们对每一首歌都心存感激,因为对我们而言,它们是如此鲜活。这些歌曲正是现代社会的力量。”
1980年,他创建了DDT乐队。在圣彼得堡,这支乐队最终成为俄罗斯改革时代摇滚乐界的中流砥柱。不过他们在1987年才举办自己的首场公开演唱会。那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开始给苏联人民“松绑”,破除了苏联统治之下那些令人窒息的限制。
“那个时候,苏联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部门列有禁止活动组织名单,我们也在名单上面,我们被禁止在苏联演出。”
那七年时间里,为了逃避克格勃(KGB)的魔爪,谢夫恰科先生和DDT乐队一直在国内各处辗转,在一切条件允许的地方,甚至是森林里开展地下演出。1985年,秘密警察还是找上了他。他们让他去参加在乌法召开的某个会议。乌法是位于乌拉尔山脉的一座城市,谢夫恰科先生一家曾在此定居。
那时他的正式工作是艺术老师,因为他的那些摇滚音乐,他遭到解雇。他说,“然后,他们就威胁我,说不工作就要进监狱。”
那些人让他离开乌法,要不然就会遭到逮捕,所以他就搬到了俄罗斯的文化之都——圣彼得堡。在那些光线昏暗、烟雾袅绕的俱乐部里,谢夫恰科和一小群音乐人演唱了一批歌曲,为即将到来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那是“浪漫和理想主义”的一代人,谢夫恰科先生说,但是结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
虽然获得了新生的自由,但俄罗斯人同时面临的还有国家经济崩溃、腐败犯罪猖獗等社会现实,车臣南部地区分裂势力的两次车臣战争,以及源于这些冲突的一连串致命的恐怖分子袭击。乱世之中,普京先生得以逐步崛起。甚至是谢夫恰科先生也坦言,那一时期的俄罗斯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问题在于,他说,普京先生执掌了大权以后就再也不放手了。
在对新闻媒体和反对派人物加强施压之外,谢夫恰科先生和其他音乐人还介绍了一种针对演员的软性审查制度,这种制度在普京先生权力上升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并在梅德韦杰夫总统治下得到延续。
乐评人阿尔特米•特罗伊斯基(Artemy Troitsky)将这种软性审查制度描述为艺术家、音乐家和当局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协定”。如果演艺人员不批评俄罗斯领导人,就能获邀参加由政府出钱举办的音乐会或企业庆典,这种演出一般都酬劳颇丰。“极少有人敢打破这种秘密协定,谢夫恰科就是其中之一。”特罗伊斯基先生说。
谢夫恰科先生说,对这样一个让他吃尽苦头的政府,他是拒绝低头的。尽管他的粉丝群仍然相当庞大,但他的演唱会很少在电视上播出。他谴责广播电台对他的歌曲进行审查——他的一首新歌中有这么一句歌词,即“石油用尽,我们的总统也寿终正寝”,最近很少在电台播放。
谢夫恰科先生拒绝参加政府资助的活动,还猛烈抨击那些在这类场合露面的音乐人。一场场“阉割”过的选举将梅德韦杰夫送上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谢夫恰科先生在圣彼得堡参加了一次大型反政府抗议活动。
谢夫恰科先生与来自各个领域的多位精英一同参加了这次茶会。在茶会前一天,曾有一位官员致电谢夫恰科先生,警告他不要问一些敏感问题。现在看来,这也许是种徒劳。
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鲜花、草莓、甜点,谢夫恰科先生倚着桌子开始谴责滥用权力、限制言论自由、“富有的公爵拥有大量特权”等社会现实,而期间普京先生的表情十分不自在,一直盯着自己面前的茶。“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谢夫恰科先生总结道。
虽然对这种公开的痛斥不是很习惯,普京先生还是迅速做出了反驳,他为警察辩护,也表示人民应该拥有对政府示威抗议的权利。他说,抗议活动“能够引起政府对一些问题的重视,这并没有什么错。”(一天以后,警察驱散了数个反对派集会,逮捕了100多名抗议者。)
也许这正说明了谢夫恰科先生的重要地位——他可以和当今俄罗斯最具权势的人面对面,大谈特谈一些“敏感话题”,而如果某个人站在莫斯科市中心大声喊出这些话,就会招致牢狱之灾。
或者,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俄当局认为谢夫恰科先生并不是什么危险人物。
无论谢夫恰科先生有着怎样的名望,普京先生仍是俄罗斯最具声望的人,即使再猛烈的批评也不会降低民众对他的支持。
谢夫恰科先生坦言,自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他和其他一些音乐家的影响力的确有所消退。对于这种挫败感,在他的最新杰作,也就是DDT乐队五年来的首张大碟中也会有所体现。至于专辑名称,他表示会参考俄罗斯发生的某些大型事件。
“暂定名称是‘远古时代’(Before the Flood),”他说,“但是现在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明天是崭新的’(Tomorrow Will Be Different),两个名字都差不多,只是后者还多了一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