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Harvey C. Mansfield

“我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总统，但我决定成为最后一个。”这番话是奥巴马总统9月下旬医保改革法案时对议会说的。话中隐含着他的诉求，一些从一开始就超出传统政治范畴的东西。传统政治是一种党派政治，超越传统政治的就是无党派或者说是传说中的后党派政治。奥巴马作为一个无党派酷哥，俨然不同于为党派流血流汗的已故的爱德华·肯尼迪。但超越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情绪，还是一种立场，一种情势。奥巴马的政治抱负、最终的政治目标是将美国引入一种不再需要党派的局面，当党派语言完成了它的最终任务之后，宣传鼓吹就没用了，志同道合的意气和党派热情也就不再需要了，后党派政治。帅气的后党派政治就成了最最政治正确的态度了。

但后党派政治不像后现代相对主义之类思潮那样仅仅兴盛一时。有人从奥巴马的追求中看出了托马斯·杰弗逊的影子，杰弗逊不仅创建了民主党，还建立了美国的党派政府理念。他第一个公开成立了反对联邦党人的政党，随后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共和党人”指民主共和党人，也就是后来的民主党人。最适合奥巴马的词是“进步主义者”，无党派政治是进步主义固有的内容之一。

进步主义者通常都是想把某个自己支持的观点搞成超越政治的存在而已。奥巴马曾经想、并一直想获得的就是让医保问题超越政治，这样他就成为了终结这个问题的总统。他在自己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肯定的表达了不同党派间“政治哲学上的分歧会使我们一直在不同的道路上纠结不已。”但他却没有说分歧何在，更没有说这些分歧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只有服务于政党领袖的目标时才会达成“短暂的妥协”。真正的共和党大佬们会要求人们抛开分歧，在改革中合作。一旦付诸实施，医保的具体管理只应当由专家们负责进行，调整覆盖的范围、控制资金的收支是这些专家们的主要工作。执行的原则应当确立，而一旦确立，这一体系就不应再是政治争论的内容，应该保护使其免于受到反对派的攻讦。

但这个执行的原则是什么？奥巴马的行为言语中仿佛这个执行原则已毫无问题，可事实上至少存在一个问题，一个对于公众来说显而易见的问题：医保领域是需要政府一手遮天还是应该交给私人领域？一个政府全权负责的医保体系不需要加拿大和英国那样的个人付费系统；这就等于是说政府要为所有人的医保问题负责。这种普遍保障同负责监管医保或是部分依靠私人的方式截然不同，因为这样政府必须负起许可和实施的双重责任，甚至满足不同需要的责任，这种干预让医保顾及了所有人。“顾及所有人”是一种压力，让最优质的医疗服务平等给予所有人的压力。而这就是政府用全权负责替代了监管应遵守的原则。

政府一手遮天与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奥巴马却试图含混带过。他声称这个问题不是大小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是否“不作为”的问题。这很明显是偷换概念，作为与否与哪一方更好分明是两个概念。但事实上这个原则问题不是奥巴马本人提出的，而是他的对手共和党提出的，他本人仿佛已经在期待着医保法案全票通过的时候了。他想象着在几乎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自己作为一个从始至终的赢家，该考虑的只有超党派如何实现而已。

相比挑起政府主导VS私人控制的争议，这个超党派战略让政府摆脱监管者身份，成为了医保市场上的另一种唯一选择。

有人也许会说政府这种管理和控制是理性的。人们在不太了解事情的情况下可能做出一些不那么理智的决定，而政府则引导人们理智的做出行动。这就是政府主导医保最简单最直接的依据了，但这也是分歧最大的地方，也是实行起来需求甚高很难完全实现的地方。所以比起坚持原则，奥巴马回避了原则问题，尽全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结果上。他所描述的结果就是更便宜更安全，却完全没有说明医保系统会全盘掌握在官僚手中，这就像是一个孩子想要用稚嫩的手触摸世间万物一样。奥巴马很明智：争论原则问题的风险太大，那样很可能制造更多的反对者。

奥巴马的白宫幕僚中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卡斯·桑斯泰因（Cass Sunstein），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详尽的解释了理性管理的理念和技巧。这本名为《理性引导》（Nudge）的书告诉人们可以被引导做出理性的选择，而这种引导的力量通常不能通过公开说服来得到；比如孩子们在学校食堂可以被限定选择柚子而不是棉花糖。同理大而化之，奥巴马在寻求一个通过引导美国人理性选择来改进医保的方法。

但相对共和政体来说，理性管理更符合专制政体。依靠理性而不是激情来进行管理的理念是一个经典政治理论，它的提出者托马斯·霍布斯对专制的热爱要胜过共和。托克维尔的书中对旧制度（ancien régime）理性管理做出过经典论述：法国专制者们，特别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萨林，就使用过事理胜于雄辩的原则。
奥巴马不是美国的王，但他无廉耻的利用共和政体中的专制机构来规划一个超党派的专制梦想。他喜爱专制的光环，巧妙地用超党派的借口掩盖它。他告诉我们他仰慕亚伯拉罕·林肯，但他的演讲却不欢迎争辩的声音，这与林肯可谓天壤之别。林肯用辩论来避免一时的冲动，奥巴马用“变革”和“希望”一类的空话来回避质疑，却从不提及为何而变和向何处变。

然而，宪法维持着三权分立，允许并鼓励人们反对多数。正是这样，尽管现在看来有些螳臂当车的意味，共和党人仍在茶党活动者们的推动下正在提出他们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多数美国人对自己的医保状况是满意的，他们可以轻易得出“改革”会得不偿失的结论。民主党人谴责庞大医保时则有些处境尴尬，因为民主党支持者们通常都是这个“凯迪拉克计划”的受益者。（希望庞大的政府给予他们更优厚的医保？收他们的税！）这事实上是一个毫不掩饰的进步主义原则。奥巴马明白，只有含糊其辞的说出他的原则，才有可能得到好的结果。他的政治理念就是没有政治理念，想要终结政治的政治理念。他想追求进步，不可逆转的进步。通过他的构想至少可以确定并意识到：他妄图成为最后一个提出医保法案的总统。

把党派政治比作体育竞技也更好理解。一个我这样的哈佛拥趸总想干掉耶鲁的家伙们，但同时也想干掉任何一个值得作为对手的人。从根本上说这想法有点矛盾，因为一个足以成为对手的人也有可能获胜。但从实践层面上说，败者从失败中学到了东西。有人也许不觉得赢得大选比赢得一场游戏重要在哪。但我相信的一点是：也许大选并不比一场游戏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继续选举这件事本身。除了自由意志本身，没什么比政治自由更重要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党派会永久执政，而我们则会一直在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之间徘徊。进步即使能够解决我们争论的问题，也不会让政治自由成为过时的东西。奥巴马所做的是想要把医保之类的问题简单的打着“超越政治”的幌子把自己的方案强加于人。最近詹姆斯·塞萨尔（James W. Ceaser）在《标准周刊》上撰文称奥巴马是受到了“人性的宗教”概念的感召。党派政治和爱国精神在鼓舞着这个国家人民的同时也束缚着他们，以对背叛行为不齿的名义玩弄政治的愿望也随处可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进步主义者们发现若想消除国内政治上的分歧必须先消除全世界国家间的分歧。当今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同时作为国内和对外双重政策，原因就在于他是“人性的宗教”的缩水版而已。

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们有时把他的超党派理念看做进步主义党派理念的遮羞布。但我同意塞萨尔的观点，奥巴马声称的超越政治对他的仕途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想要认真对待一个东西，必须先要找个理论依据。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有些人更喜欢进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更喜欢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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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2010年2月18日的《标准周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