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天的时间里，我能从同事手机上听到很多次《非诚勿扰》（ If You Are the One） ——一个在中国非常火爆的交友节目——的主题曲：这首混杂了一个男人的呼号——“Can you feeeeel it?!”（你能感觉到吗）——的电子舞曲让人尴尬。不过还有其他事让我感到不爽：既不是节目中赤裸裸的物质主义，也不是中国政府对此节目的厌恶。而是因为我曾经是这个节目的参赛者之一。一个摄制组到我家为南京江苏卫视录制了一段相亲节目。但除了我之外，几乎没人知道这段诡异的节目了，因为到我那段该播出的时候，我出现那部分被剪掉了，审查掉了，或者用中国话说“被和谐了。”
《非诚勿扰》在一月多推出，自此形成了一种全国现象。节目模式照搬了英国的约会节目《带我出去》（Take Me Out）。只不过《非诚勿扰》赤裸裸地和钱有关；男性参赛者会频繁地展示自己的银行资产以及豪车，以便能引起这一溜24名女人中某个人的兴趣——这些女人会选择放弃或要求约会。一个男人曾经问马诺——这名令人难忘的女选手，是否愿意坐到他的自行车后面出去约会；马诺的回答后来成了名言：“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从此之后，她就被禁止出现在电视上。
这场节目的受欢迎却也变成了诅咒。随着受欢迎程度的上升，政府审查也随之增强。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是一致的，而这让政府感到紧张。之前，一部讨论诸如中国急速上升的房价以及地方政府腐败这些问题的电视剧——《蜗居》——就在引发热烈追捧的早期被从电视上撤掉了。或者说正如《非诚勿扰》的导演告诉我的：“你可以在中国说任何事情，只要你没有影响力就行了。如果没人听你说话，政府才不会关心你说什么话呢。”但如果有人听你说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约两个月前，我向节目组提出上镜申请。我的中国同事觉得老外上节目的新鲜感会助我一臂之力，他说的没错。一周后，我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我到了电视台，走进会客厅，尽管这是一栋外观现代的建筑，但映入眼帘的标志让我再熟悉不过：有几个男人扎堆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另外一群人则在玩手机。导演的第一句话是提醒我什么不该说。“在镜头面前不能谈论宗教问题，”她说。“中国是正统无神论国家，电台和电视台里不会讨论宗教问题。”她还告诉我不得讨论被封禁的电视节目，还有其他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当我第一次走上舞台，熟悉的主题曲响起，观众对于我的出现纷纷报以惊呼。我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以及来自什么地方，然后24名女性参与者就获得了第一次仅凭相貌就拒绝我的机会。有几盏灯在它们的主人看到我的同时立刻就熄灭了。
在录制过程中，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说我喜欢“思想开放”的女孩儿，这个词在中国特别指代性开放的妇女的隐讳语，全场随即哄堂大笑。
我也做托。一旦有人说：”你长的像哈里·波特，”我就照着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反戈一击：“我比他帅多了。”所有中国人都觉得我长的像哈里·波特，我的反驳通常都能博得会心一笑。有个女人说她喜欢我因为她觉得混血儿好可爱。我则说：“我们要真能生个混血娃娃，那一定非常可爱。”
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外国人都不懂或不会说汉语，即便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女孩以为我误解了她的话。换句话说，她没明白我是在开玩笑。这时候主持人进行了干涉，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这是我一种迂回的回答方式。
在这场节目结束的时候，仍然有8名女性有兴趣同我约会。我进入到最终一轮并选择了其中一个女孩，从而成为了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牵手的外国人。我牵着一位来自贵州的年轻共产党员艾轩正（Ai Xuanzheng，音译）的手，在浪漫的钢琴乐曲中走下舞台。（不幸的是，她住在上海，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约过一次会。）
当我那段节目该上映时，我把整个节目从头到尾都看了，但我那部分就是没出现。第二周导演告诉我：“你被审查了，因为你成功地约到人了。”
我的镜头被剪了，我并不意外。中国国内爱国情绪高涨，看着我前面的两个老外落败可以娱乐身心，但是一个美国佬跟一个中国女孩儿约会则是富有争议的。当然，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只是当局看来并不怎么鼓励。
或许我是因为我说了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话，所以才冒犯了当局？观众们似乎在笑，但却是身处一个禁止黄色内容的国家之中，我的直接可能让政府恼怒。毕竟，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本该上映我那集的前一周，驳斥播出的相亲节目很“低俗”。可能最后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原因了。
短暂的中国明星生涯让我了解到一件事：从本质上讲，北京方面仍然把电视节目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娱乐用品。这就是为何他们禁止外国人在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担任要职的原因，并且，所有的电视台或者广播电台都是政府所拥有的。即使看起来最无关紧要的标题也随时可能遭砍。《非诚勿扰》这个引人遐思的节目也是如此。
更正：“禁止外国人在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工作”表述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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