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Charles Wolf Jr.

当今的民主共和两党仅有的一点明显共识就是使用“自由”和“保守”的标签分别来标榜政治上的左与右。在这些标签上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因为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所抱有的经济政策恰恰是世界其他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面。

最鲜明的对比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是挣扎着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驱动的市场经济。但同样的例子也在日本和欧洲存在着。

在中国，最近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都旨在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被执政的共产党精英和媒体看作为“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因此这些政策的拥护者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由派”。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这个词同时有着批判和表扬双重含义。

自由化改革措施反映在私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中，最近的数字说明中国超过55%的GDP都来自于私营企业，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攀升，因为经济成份中私有部分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国有部分。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在由于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而日益开放的国内市场，以及为了遵守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逐渐对外国开放竞争的金融业和银行业。自由主义化还反映在私营企业主开始加入共产党，这表示了共产党越来越认可（尽管有时不情愿）他们的重要性。

支持国营企业并反对市场自由化的坚定保守派（有时叫做左派份子）对这些举措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而最近在共产党拥有的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自由派改革者们被提醒“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党内最高领导层是由衷支持自由化政策还是迫于内外部压力而不得已为之，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这使得资本家身份的企业主有资格成为党员，这个自由倾向的革新着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这种声音发自那个曾被视为党内坚定的保守派之口。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最心仪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揣测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倾向，他们是由衷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呢还是迫于被要求改革更多的情况下而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作为缓和呢。当下正在党内进行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弥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关系并找出一个适度的改革时间表。

在俄罗斯也一样，激烈的争论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着，前者赞成普京政府扩大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电信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干预，而后者积极的反对这些，尽管有些徒劳。这些显得聒噪的自由派包括几位前叶利钦政权的高官，比如前总理伊格尔·盖达尔、前经济部部长叶夫根尼·亚辛，此外还有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但现在失宠了的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

这场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造成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原因，俄罗斯自2006年起的平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6%，三倍于其他G8成员国的平均速度（虽然这些国家实际上更富裕）。俄罗斯自由派说这种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飙升那里捡了个便宜。他们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兰德公司调查的佐证，俄罗斯增长的4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而非政府的政策。

自由派还说俄罗斯的增长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如果干涉主义的普京保守政权同时对国内和国外无差别充分放开市场以利于竞争的话，未来的增长还会更强劲。自由派同时批评说如果俄罗斯利用激增的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引进投资和进口消费品，现在国内经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也将得到缓和。

简单的说，俄罗斯自由派希望政府减少干预和控制，而在这个问题上普京代表的保守派则正好相反。 

                                    自由派力挺私有化

虽然自由-保守之争更多的出现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之中，但也同样出现在日本和欧洲这种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想想日本最近颁布的将日本邮政私有化的计划，日本邮政作为政府运营的储蓄和人寿保险体系，其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产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介体系。自成立之日起，该体系就为政府所有并免于竞争的吸储者。将该体系私有化是前小泉政府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以至于这项改革需要依靠全民公决才能让小泉所在自民党内的反对派闭嘴。

反对这项改革的人被视为（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保守派，他们包括了日本有影响的大官僚们以及大量选民，这些选民长久以来将该体系当作安全可靠而且熟悉的储蓄系统。私有化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日本现代金融和商业组织，这部分人被当作了自由派，他们将这次改革视作解除市场监管的一个契机。小泉的继任者安倍晋三首相致力于日本邮政储蓄的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政策，比如缩减政府支出和向外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市场。

总而言之，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一个倾向于自由市场导向的加拿大智库）最近的研究，由于繁多的许可证、执照以及冗长的审批时间，在日本开展生意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在美国的两倍。在日本，痛恨这些的被视作自由派，而支持这样做的被视为保守派。

类似的标准和与之相应的标签同样普遍存在于欧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当然，历史上欧洲无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集权保守主义的贡献都无可置疑。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以及创业精神的益处，这些理论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英国的曼彻斯特学院运动、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法国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和稍后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得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贡献。

另一方面，无论是直接拥有生产资料，还是间接作为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欧洲人毋庸置疑也是国家控制经济理论的建立者。虽然卡尔·马克思和欧洲社会主义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糟糕纪录而蒙羞，但福利国家的概念依然是“社会市场经济”（欧盟几个成员国青睐的一个词语）的核心部分，这已经成为了欧洲保守派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招牌。

这些历史逆流的一个例子就是欧盟积极的反对终结其传统农业政策，这一政策偏袒了欧洲的高消耗农民。“保守派”在这种偏袒政策和其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上表现的要比支持取消这些的“自由派”更强大。结果就是，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的谈判要求欧美开放农产品市场，但欧美郭诺阻力过大，以至于谈判不得不中止。

现在正被成本和交货问题困扰着的欧洲商用飞机财团空中客车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为其最重要所有者）提供了又一个与美国的现实相对照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对抗的例证。空客大部分股份所有者是法德两国政府，而这种所有制被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他的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这样的“保守派” 所捍卫，同时也为“自由派”商人势力和媒体评论者所指责。

                                       美国，扭转的含义

为什么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含义被逆转了？这一切都要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说起，那时伴随着罗斯福总统治下的新政而来的是政府对经济权责的不断扩大。在他1937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时，罗斯福表达了他的信仰——“在解决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方面，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政府权责的扩大带来了充分就业、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公共教育、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从而测试并进一步延伸了罗斯福所称赞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自由派”在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带领下，成为了以社会公正之名行扩张政府之实的吹鼓手。“保守派”却接受了这张标签并成为了他们的对立面。这些标签的含义在美国已经完全反转，这也可以说是美国特殊性（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又一个完美例证，一种有美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