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些列夫·托洛茨基的照片反映了其1940年在墨西哥度过的最后几个月时光，是胡佛档案馆藏的托洛茨基照片和影像资料中珍贵的一部分。拍摄者是一个跨越两片大陆只为亲历历史的美国人——亚历山大·布赫曼（Alexander Buchman）。
布赫曼1911年生于克里夫兰的一户富裕人家。1933年他获得了克里夫兰应用科学学院航空工程学的学位。为了躲避当时的失业大潮，毕业后的布赫曼来到了亚洲，接下去的六年他在上海度过，为各种各样新建的外国机构工作。作为一个狂热记录者，他拍摄了包括1937年日本入侵占领上海在内的大量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和录像。
1939年布赫曼离开中国时，他认识的两个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安排他去墨西哥拜访托洛茨基，让他为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放他在上海拍摄的约3个小时的影像（布赫曼的这些中国影像也收藏与胡佛档案馆）。1939年11月，布赫曼到达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郊科约阿坎（Coyoacán）的住所，同时带来了他的莱卡相机和8毫米贝尔豪厄尔（Bell & Howell）摄像机。作为托洛茨基的随行人员之一，他拍摄了几百张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以及55分钟的动态影像，其中的彩色照片是托洛茨基一生绝无仅有的。
1940年3月底，托洛茨基到离家200英里的维拉克鲁斯港待了三天，还有机会来了一次深海捕鱼，这是他1937年到墨西哥以来头一回外出。这次经历似乎让他的精神好了起来——至少布赫曼的照片和影像上是如此。托洛茨基精力充沛的操控着鱼竿和卷盘。他著名的山羊胡子向前撅着，玳瑁眼镜上沾着浪花卷起的水滴。他多年没有如此开心了，他的年轻同志说。
1940年，托洛茨基的安全成了关键问题，因为据信斯大林的特工会在他阿维尼达别那（Avenida Viena）的住处开展刺杀行动，托洛茨基从1939年5月起搬到了这里。托洛茨基在这里的寓所是一间老旧的别墅，也许是一座19世纪建成的夏宫，别墅孑立于一条肮脏道路的尽头，路旁尽是泥土破屋。院落四围本已是砖石围墙，但托洛茨基入住前周全部都加高到最低14英尺（最高处在照片背景中就可以看到）的高度。布赫曼帮忙重建了复杂的警报系统并充当了几个月托洛茨基的保镖。
1940年5月24日，预计之中的袭击到来了，20名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共产分子穿着警察和军队的服装、手持机关枪和自制炸弹掀起了一场腥风。为了躲避交叉的火力，托洛茨基和妻子躲进卧室角落，毫发无损的躲过了一劫。尽管袭击失败了，别墅围墙变得更高了，还增加了双层防弹哨站和3座砖制塔楼，每个都有孔洞可以观察天井和周边的动向。在这些工事都完成之后，托洛茨基形容自己家就像中世纪的堡垒一样。
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the NKVD）已经安排好了一名单独铲除托洛茨基的刺客。这张照片中，托洛茨基穿着他最喜爱的蓝色牛仔布夹克，这件夹克在他遇刺身亡的最终时刻也陪伴在他身上。
1940年8月20日接近黄昏时，托洛茨基正在拉蒙·梅卡德尔（Ramón Mercader）的公司中进行研究工作，梅卡德尔表面上是一名同情他的商人，实际上却是西班牙NKVD的特工。梅卡德尔借口有一篇关于托洛茨基在二战中所处立场的文章需要征求托本人的意见，来与其单独会面。梅卡德尔雨衣中藏了一把镐：这镐一端像冰镐一样尖利，另一端宽阔平整，镐柄为了隐藏方便切短到只有一英尺长。
托洛茨基坐在桌边开始阅读，梅卡德尔掏出凶器重重打在他的头上。托洛茨基惊叫着闪开凶手，这时保镖也冲进房间。但最终因为第一击造成的致命伤，托洛茨基在第二天夜间死在了墨西哥城的医院中。
斯大林派出的刺客成全了托洛茨基在西方同情者眼里的烈士形象。同情托洛茨基的人们因此倾向于认同这位陨落的革命者对自己的描述：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精神的真正化身，而斯大林和他的极权专制玷污了这种精神。多年后，托洛茨基在斯大林阴影之下塑造的精神偶像形象也逐渐褪色了。1991年苏联解体，从此再也没什么人相信苏联统治者领导的苏维埃实验能产生什么好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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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文摘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