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们江是中朝边境的一部分，左边是中国的图们市，右边是朝鲜的南阳镇。这座铁路桥是中国的援助和货物运往朝鲜的主要通道。

中国延吉——像许多朝鲜人一样，眼前的这位建筑工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雇用他的国有公司好长时间没有给他发工资了，以至于他连自己的工资数目都不记得了。事实上，他还得支付给老板一笔钱，让他将其归入名义工人之列，这样他就能离开工地。然后，他和妻子就可以在黑市上兜售小袋洗衣粉，勉强维持生计。

生活似乎无法变得更糟了。去年11月份一个周六下午，他的妹妹冲入他在清津市的公寓，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朝鲜政府已经决定大幅贬值货币。一家人约合1,560美元的毕生积蓄，现在已经贬值到大约30美元。

上个月，这位建筑工人坐在这座繁华的中国北方城市一间安全的房子内，哀叹其毫无价值的牺牲岁月。孝敬父母的蔬菜，妻子的哮喘药，15岁的女儿梦寐以求的海军田径服——所有这些事物，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理论之上：甚至在朝鲜，也有一个值得为之积蓄的未来。

“哎！”他大喊了一声，哽咽地诅咒道：“我们多么辛苦才攒下那笔钱！一想起这件事，我都快疯了。”

挣扎和心碎，是朝鲜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对一些人来说，去年11月30日的货币贬值——此举明显是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国有经济——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灾难。

过去一个月来，《纽约时报》对8位近期离境的朝鲜人进行了采访，其中包括一位越狱犯、非法商人、暂时流亡到中国寻找工作的人士，以及一位朝鲜劳动党官员正在中国旅行的太太。这一系列的访谈，勾勒出拥有2400万人的朝鲜内部一幅令人无法释怀的绝望景象，显露出朝鲜人对行事诡异的领导人金正日日益增长的怨恨情绪。

但朝鲜社会似乎并未陷入动荡，至少现在是这样。随处可见的艰辛，货币重估引发的沸腾民怨，以及伴随金正日试图将三儿子确立为接班人而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并没有硬化为对政府的明显反抗。至少有两位接受采访的朝鲜人固守着官方的宣传路线：朝鲜是冥顽不灵的敌人的受害者，朝鲜的贫困是西方的阴谋所致，其生存受到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威胁。

韩国指责朝鲜在三月份击沉韩国的天安舰，仅仅是西方阴谋的一部分而已，那位官太太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拥有保护自己的武器，”她说。她正在中国北方探亲，顺便当一阵子服务生，挣点零花钱。“我们的敌人试图从各方面打击我们，这就是我们缺电，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原因。朝鲜必须紧闭门户。”

其他人则更质疑政府的宣传，但依然认为战争是迟早会发生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敌人入侵，”一位曾做过小学教师的朝鲜人说。“我儿子说，他盼望战争爆发，因为生活太艰难了，反正我们迟早会死于饥荒。”

他们和其他朝鲜人只是在可以隐瞒其姓名的条件下，才愿意接受采访。这些访谈基本上是由紧挨中朝边境的中国地下教会安排的。如果官方确认他们在中国的旅行或工作是非法的，他们及其亲戚就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大约有一半接受采访的朝鲜人表示，他们计划重返朝鲜；另一半则希望投奔韩国。

在分开进行的采访中，他们对许多细节的描述，是相互吻合的。他们的说法也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对这个备受煎熬的国家的描述。

摇摇欲坠的经济

经济学家援引无烟大烟囱的航拍照片，声称大约四分之三的朝鲜工厂处于闲置状态。自金正日于2006年退出旨在结束朝鲜核武项目的六方会谈以来，朝鲜经济一直陷于动荡。天安舰事件将进一步损害朝鲜经济：韩国方面已经中断了几乎所有的贸易，进而使朝鲜丧失了每年从海产品销售和其他出口中获取的3.33亿美元的收入。

朝鲜半岛于1945年分裂时，韩国比它的邻居穷。如今，按照调整了生活成本之后的数据，韩国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朝鲜人的15倍。经由中国叛逃至韩国的朝鲜人的数量已经稳步上升了10年之久，去年的人数几乎突破了3千人。

朝鲜的人口统计数据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至少飙涨了30%，在同一时期，预期寿命减少了3年，降至69岁。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每3个5岁以下的朝鲜孩子当中，就有一位营养不良。超过四分之一的朝鲜人需要食物援助，但仅有大约17分之一的朝鲜人今年会获得援助，部分原因是，捐赠者不愿意向一个坚持研制核武器的国家提供援助。

货币贬值进一步加重了苦难。这项措施的目标是将朝鲜庞大的地下经济（即，朝鲜的街道市场）的收益，转移至资金匮乏的国有企业。

对于许多朝鲜人来说，街市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这些市场有悖于政府的社会主义经济信条。就理论而言，除了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带小孩的母亲之外，每个人都是为国家工作。但国有企业已经持续萎缩了30年，朝鲜人竭尽所能逃避这些企业的工作。

农民们精心照料自家的自留地，而集体农场则野草丛生。城镇工人逃避国有企业的工作，去兜售小到从废弃的工厂中搜寻的金属，大到从中国走私的电视机等五花八门的货物。

“如果你不做生意，你就会饿死，”那位曾当过教师的朝鲜妇女说。51岁的她长着一张圆脸，留一条马尾辫。她从一位惟命是从的国企工人，变成了一位进行违法交易的生意人，但依然不能逃脱苦难。

太饿了，没办法上学

她曾经在大约拥有50万人口的朝鲜第三大城市清津市，当了30年的小学老师。到了2004年，这份原本是全天的工作已经萎缩至半天；学校在中午就关门了。班上50名学生至少有15人退学了，或上一小时的课就离校了——他们太饿了，没法学习。

“很难给饥肠辘辘的孩子上课，”她说。“对这些孩子来说，甚至坐在课桌旁，也是一种煎熬。”

老师也吃不饱饭。她每月的工资勉强可以购买两磅大米，她说。1998年，上过大学的她把自己正在上三年级的孩子领回家，送她去一个邻居家学习裁缝手艺。

在2004年辞去教职之后，她开始在清津市最大的市场外面卖玉米面。这个布满摊位和塑料防水油布的市场大约有半个城市街区那般大，市场中的商人们主要出售的是包括牙膏、缝纫针在内的中国货物，以及被禁止的韩国电视剧DVD。

但卖面条几乎赚不到钱，所以她冒险尝试买卖国家控制的商品：一种很受欢迎的茶点中使用的松子和红浆果。这项计划于10月份崩溃。在她和同伴从一个村子收集了17袋货物之后，一个检查站的警卫没有接受贿赂，让他们通过，而是没收了全部货物。她由此背负了300美元的债务。

像她一样，那位骨瘦如柴、精于计算的建筑工人也认为，私人买卖是他一家人唯一的救赎。但作为一个男人，他很难甩掉他的工作。

在纸面上，他是清津市一家国有建筑公司的雇员，他说。但这家公司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必需品或现金支付员工工资。所以，像该公司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人一样，为了留住名义上的工作，他每月大约付给公司5美元——然后在其他地方辛苦劳作。

这种做法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国有公司当中非常普遍，工人缴纳的这些钱应该可以让这些公司免于破产，一位在清津市做生意的62岁妇女说。甚至清津市一家大型的金属精炼厂字2007年以来，也一直没有发过薪水，但那里的工人每月可以领到10天的口粮。

“倘若公司没有工人缴纳的这些钱，它们如何生存？”她这样问道，语气中没有一丝嘲讽的味道。

最近，这位建筑工人的公司有了些活力。2012年是金正日的父亲、朝鲜创始人金日成诞辰100周年，政府为此重新铺设了清津市唯一一条柏油路，并建造了一座医院和一所大学。

但是，这些工程项目的开工带来了一项负担：政府要求每家每户每月为当地的党委提供17袋小圆石。这位建筑工人让年迈的父母去河床和田地里寻找石块，全家人随后用手将其打磨成葡萄般大小的石子。

由于没有工资，他只得依靠自己的智慧赚钱。每年十月，他驾船在危险的沿海水域捕获一些鱿鱼来卖。在其他月份，他每天骑自行车大约行驶20英里，寻找可以买卖的货物，通常都是从一家工厂买来的洗衣粉，然后由他的妻子加价12%，在大型市场外的一个紫色的防水油布上出售。

政府定期尝试控制这些市场，规范价格、买卖时间、出售的货物种类、摊贩的年龄和性别，甚至对他们应该用自行车，还是用背部运送货物，也作出了规定。

储蓄化为乌有

在2007年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公告中，金正日抱怨称，市场已经变成了“各类非社会主义行径的诞生地。”11月30日的货币贬值措施彻底颠覆了这些市场。政府颁布法令：一种新的、价值更高的朝鲜币将取代旧币，但每个家庭只能拿10万元（按黑市利率计算，大约30美元）交换新币。此举有效地消除了私人商铺的资金。

为了舒缓货币改革带来的冲击，政府许诺称，如果工人返回他们的政府工作，就可以重新领到工资。事实上，这位建筑工人和其他人表示，他们在一月份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但随即工资又不见踪影了。

一些有政治关系的人避开了最恶劣的后果。来自朝鲜第二大城市咸兴市的一位妇女透露，当地的银行行长让他的亲戚交换300万元旧币——这是政府规定限额的30倍。

留着卷发，身边放着一个仿冒名牌包的官太太吹嘘称，她家有6间房子，2台彩电和1个花园。接着，她称赞货币贬值是那些欺骗国家的人应得的惩罚，但她也承认，货币改革引发了社会动荡，并且指出，一位负责财经事务的高官因对这项政策管理不善而被处决。

“许多跟中国做非法生意的人获得大量不义之财，而在国有公司工作的那些好人却并没有足够的钱，”她说。“所以说，这是劫富济贫的举措。”

曾当过小学教师的那位朝鲜妇女给出了她的全部财产。在债主把她的钱一扫而空之后，她趁着夜色穿过结冰的图们江进入中国，寻求亲戚的帮助。又饿又怕的她未加计划地敲门，直至一位陌生人帮助她联系上她的亲戚。

在亲戚家安顿下来之后，她对他们能在冬季享受类似黄瓜这样的美味惊叹不已。但暂时抛弃25岁左右的子女，让她充满了负罪感，以至于她有时无法吞下摆放在面前的食物。“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是否已经搞到一些钱，还是已经饿死了，”眼中噙着泪水的她这样说道。

一听到妹妹带来的货币即将贬值的消息，那位建筑工人开始疯狂地抢救全家人的储蓄。他从客厅的抽屉柜中掏出所有的积蓄，将其分给妻子和女儿，对他们说：“能买什么，就买什么，越快越好。”

三人疯狂地骑车赶往清津的市场。“那里就像一个战场，”他说。

数千人疯狂地竞相出价，试图将即将一文不名的货币转换成某个有形的东西。一些货物的价格飙涨了百分之一万，但当商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利润很快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之后，他们停止了销售。

三人说，他们带回了66磅大米、一个猪头、220磅豆腐。建筑工人的女儿设法买到了一张小砧板和一条二手卡其布裤子。加在一起，他们花费了大约860美元，购买了此前一天售价不到20美元的货物。

他的女儿试图安慰他，“爸爸，这条裤子我会穿一辈子的！”他对女儿说，那张小砧板将是她的嫁妆。

“那一刻，我真的想自我了断，”他说。他指着窗外灯光闪烁、车流如织的延吉夜景。“朝鲜跟这里是不一样的，”他说。“在这里，赚钱没什么大不了。那里充满了苦难和牺牲。”

他说，他夜复一夜地睡不着觉，脑海里满是女儿一直梦寐以求的海军田径服。女儿说，相比之下，她身上的厚棉衣和长裤太难看了。他一再地敷衍女儿，因为最便宜的一件也大约要15美元。当女儿过于频繁地提及这件衣服时，他忍不住大喊道：“全家人首先要吃饱肚子！”

“我无法形容没有给她买这件衣服的糟糕感受，”他声音颤抖地说。

与世隔绝

从未跨出过国门的朝鲜人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经受的苦难。没有互联网。电视机和广播只能接受官方频道。甚至那位官太太也没有电话，她时常哀叹自己和外部世界缺乏联系。她询问外国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漂亮吗？”

然而，信息正在缓慢地渗入朝鲜。从中国返回的商人报告说，中国人更加富裕，也相对自由，韩国人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商人的手机连接的是中国的移动网络——要想暗中借用的话，需要付出极高的费用。

对于观看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惩罚，是极其严酷的。一位商人说，一位35岁的邻居去年在劳改营中度过了6个月，他的罪行是观看香港动作影星成龙主演的电影《双龙会》。然而，令那位当过老师的朝鲜妇女惊愕的是，她26岁的儿子也时常冒相似的风险。

她的妹妹嫁给了首都平壤的一位政府官员，但她也不是金正日的粉丝。在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的妹妹低声对她说，“‘人们之所以追随他，是因为恐惧，而不是爱戴。’”

她和其他人说，自从货币贬值以来，人们在发表此类评论时明显变得大胆起来了。

“现在，如果你去市场，人们什么话都敢说，”建筑工人说。“他们会说，政府就是一个贼——甚至在大白天，也会这么说。”

他的妻子并不会这么说。在货币贬值之后的数周里，万分抑郁的她一直躺在客厅的地板垫上。“我无力对她说点什么，”他说。

最终，他让妻子起来。是时候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