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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Gary S. Becker 及 Kevin M. Murphy

资本主义遭到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重创。尽管如此，政府在考虑继续给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多少道紧箍咒之前，应当把衰退带来财富减少的状况置于过去三十年中财富巨量增值与人类福祉改善的大背景之中去。金融及其他改革决不能冒着毁掉繁荣之源的风险进行。

看看以下这些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不同寻常的统计数据吧。全球实际GDP在1980年到2007年增长了145%，也就是说每年约增长3.4%。所谓资本家的贪婪本性让商人和雄心勃勃的工人们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摆脱赤贫。在进行了基于市场基础上的改革之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则在1991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印度创造财富的功用从两国国民急剧增长的收入中可见一斑。通过衡量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预期寿命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健康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这一趋势在低收入国家尤其显著。

当然，资本主义过去数十年的表现必须包括随荣耀而来的本次和之前的衰退。即使将衰退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确实应承担相当部分的指责），衰退带来的损失与之前几十年的巨大成就相比也显得苍白无力。比如，以一种最悲观的方式假设，经济衰退演变为萧条——全球GDP在2008年10月下跌10%。这样全球1980到2010年的净GDP增长总量为120%，即30年间年增长2.7%。这使得实际人均收入上升了近40%，而同期世界人口增长只有约1.6%。

因此，在制定改革方案减少未来类似的严重收缩之时，我们应当正确的评价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成绩。政府不应妨碍市场在亚非和其他贫穷经济体发挥作用的可能，因为这会给没有充分参与到世界经济中的它们带来高速增长。新经济政策试图让经济恢复加速的同时应当遵循的首要准则应该是：无害。这与时下一种普遍错误的观点背道而驰，当下很多自由市场支持者也认为，救助经济好过无所作为。大多数干预政策，包括那些只是偶尔颁布的，它们的本性就决定其只会是弊大于利，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在这个收缩期中本已显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政府的反应已经表明，旨在救助经济的干涉行为会加剧这个问题。就算我们有高素质的政策制定者，我们还是从2007年开始不断的让错误重演。

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却违反了这条“无害”的原则。美国财政部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措施已经使得不确定性增加，同时也减缓了市场自身稳定和重建体系的速度。政府藐视合同并奖励了许多助长这个烂摊子的错误决策，而且政府还计划进一步罔顾更多的合同。财政部如此作为的后果就是，由于政府拥有了大型金融机构，未来我们面临着政治议题代替企业商业运营方面决断的危险。虽然诸如此类引人瞩目的措施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但正是这些权宜之计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反作用。

这些问题预示出当前解决危机的方式有三个根本缺陷：问题诊断过于泛化，政府解决方案可以补救市场失灵之处的错误认识，以及焦点没能集中在时下所作所为可能付出的长期代价之上。

急迫“解决”危机的行为为政府在多方面展开行动大开方便之门，但在大部分方面这些行为对危机本身和危机的根源都基本于事无补。比如，奥巴马政府曾计划全面改革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工会作用并集中订制工人工资，而实际上相对自由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危机并无相干，甚至有助于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同样，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垄断调查、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监管以及日益扩大的对医疗保健和药品价格的控制，对资本主义和贪婪行为的强烈反对已经成为了这一切的托词。危机已经导致了对美国汽车业的救助和在其运营中政府角色的问题。甚至保护主义这个馊点子也已经在经济刺激的幌子下得到了支持。这种错误政策和几年前一样，它们在今天也没变得更有意义，而且这一切可能会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噬。

我们清楚地看到，由次级贷款支撑的证券这类金融创新产品的崩溃造成了市场失灵，问题根源在于忽视了房价急剧下跌可能的风险和过载的系统性风险。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金融产品的创新对过去三十年的全球经济繁荣也功不可没。

犯错误的人都承受了损失，许多人还血本无归。提供不良贷款和投资的机构眼看着自己的财产大幅缩水，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的投资者中，没经过周密计划的人也面临着财产减半甚至更多的窘境。债务超过自己承受限度的家庭也遭受了重创。

承受损失会使得这些市场的参与者们在下次纠正自己错误。在这方面，许多政府行为都起了反作用，政府为这些市场参与者错误行为造成的后果买单，并且妨碍了私营部门的调整。更重要的私营企业重建被不确定性所阻碍：银行资本和所有制结构、政府希望单方面改变抵押贷款和债务合同、未来的监管和补贴的不确定性，这些方面的财政政策无一不是一塌糊涂，比起解决问题，这些政策更像是增长了麻烦。

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与上述政策沦为了一丘之貉。刺激方案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相信私人消费不足需要由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但鉴于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处理危机的糟糕记录（包括卡特里娜飓风和伊拉克战争），重点放在政府的解决方案尤其令人感到失望。

危机是由于监管不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以商业银行为例，它们已经接受了比其他任何金融机构都多的监管，但却没表现得更好，在许多方面反而更糟。监管者与投资者陷入了同样的泡沫心态，没能有效地对投资者行使监管职能。产量、就业率以及收入统统因此次危机遭受了损失。

然而，如果我们坚定的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即使大衰退也只代表着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短暂休止符。经济增长要依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物质资本和新知识的产生，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监管范围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意中给这些投资带来风险上升的后果。

大萧条曾带来了世界大范围的脱“资”风潮以及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也促进了一种未来经济取决于政府管理而不是更自由的市场的信条。后果就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印度和非洲）那几十年来普遍的增长缓慢。

由于房市和股市的崩盘，使人们对商人和资本主义的敌视情绪再度尘嚣直上。 然而，这个世界只有资本主义可以给贫穷国家带来像富裕国度一样的财富，也只有资本主义可以使人民健康水平长期提高。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人们不会偏离市场导向的全球经济体系太远，否则一个为我们良好运行了三十年的体系将会有受损的危险。

这篇评论发表于2009年3月19日的《金融时报》。

作者加里·贝克，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胡佛研究所的罗斯-玛丽和杰克·安德森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他是人力资本理论、家庭经济学、犯罪的经济分析、歧视以及人口学方面的专家。他最近的研究重点是习惯与嗜好、形成与偏好、人力资本和人口增长。他是《商业周刊》每月的专栏作者，劳工经济学家社团最初的研究员之一。2007年，贝克作为诺奖获得者接受了总统自由勋章。

作者凯文·墨菲曾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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