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丢失的部分。”这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时常被人们引用并得到广泛接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深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要说，事实上，对那些翻译高手来说，翻译不过是诗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去写诗的另外一种方式。同样的，很明显，在过去700年中不断涌现的译诗对英语诗歌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自从乔叟开始创作现已失传的《玫瑰传奇诗集》，翻译就成为英诗拓宽创作技巧（及主题）的一条主要渠道。尽管我们现在无法明确辨别出乔叟的《玫瑰传奇诗集》中有哪些是翻译的，我们确实有他翻译作品的例证。他对薄迦丘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的再创作仅仅是其中一例。乔叟的诗歌就是将他所学的法国诗歌技巧运用到传统主题上，从而创作出经典英诗的好例子。

乔叟对于新学的接触也许并不是直接的，但这确实预示出希腊、拉丁诗歌的复兴帮助成就了16-17世纪的英诗。而文艺复兴的成果之一就是苏格兰诗人道格拉斯运用鲜活的方言翻译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从而使对句双韵体成为英语叙事诗的形式。

同样重要的，而且更加隐晦的是怀特翻译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奠定了直到今天的英国十四行诗的整套传统。你当然可以说，如果不是怀特（和萨里），也会有其他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早期的译诗很快便成为了短诗的主流形式。

也许文艺复兴时期最经典的译作要数戈尔丁翻译奥维德的《变形记》。和道格拉斯一样，戈尔丁也选择使用对句双韵体。但是，戈尔丁的译诗更抓住了拉丁诗歌原文的艺术和氛围，这是道格拉斯所没有想去做的。戈尔丁的《变形记》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书，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所喜爱，也为《爱神与金童》等戏剧和叙事诗提供了素材。

如果说《变形记》主导了英国文艺复兴的精神，那么荷马在18世纪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当时有很多《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译本，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出自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之手。蒲柏也许只想在荷马诗歌及其他翻译里证明自己的古典文学素养，但最终，这些翻译帮助他开创了仿英雄体史诗，在其中蒲柏讽刺了他眼里那个微不足道、仿奥古斯都时代的虚荣。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并没有从翻译作品中得到太多借鉴。但可以说，维多利亚晚期诗歌的整个基调都源于一部伟大的作品。正是浪漫主义时期最经典的学问——比较语言学成就了这部作品。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的《鲁拜集》比当时很多原创诗歌都更具有拉斐尔前派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了19世纪90年代诗人的颓废。

美国诗人庞德是鲁拜的崇拜者，他的早期诗歌有着前拉斐尔派的影子。而他最重要的一步，亦即将英诗带入现代的重要一步是他将中国诗歌译成英语，并出版了翻译作品集《华夏集》。

庞德并不懂中文，而是借助了学生笔记，庞德为我们这些想做翻译但又不具备语言能力的人树立了榜样。当然，你也许是掌握了多种语言的天才，但幸亏有了庞德，你无需非要克服这八月里的挑战才能与人分享你翻译的外语诗歌。你可以翻译北欧语，克林贡语或者马来语，或者完全凭一时冲动去编造；无论哪一种，我们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