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登载在2010年6月12日的《华尔街日报》

海湾石油泄漏以及全球金融危机都证明了大政府的失灵。政党政治模糊了这种关联，其结果，随着政党轮流执政，每个政党都在重蹈对手的覆辙。

首先，对于发生漏油事故，英国BP公司及其承包商绝对要负责任，他们还要为其后拙劣的表现负起责任。漏油事件的性质及法律责任的范围，如今尚未确定。那么，政府在其中的扮演什么角色呢？海上钻井，安全是存在隐患的，这是一项极危险的开采活动，如今事故也发生了。正如我们所了解，基于安全原因，这项工作是受到严厉的监管。内政部的矿业管理服务（MMS）这个机构，直接负责监管开采活动。

政府监管旨在保障公众利益，免受他人的不良行为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伤害。对于海上钻井，联邦政府企图群策群力地解决问题。海上开采石油，对每位美国人都有利，但不公平的是，那些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却难幸免于其害。按道理，政府会代表他们利益来商议和建立规则，来保护他们。

海湾石油泄漏和全球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大政府的失灵。 很显然，监管失灵了。据说，MMS的工作成了英国BP公司的橡皮图章。这个震撼案例是“规制俘虏”（管制俘虏 regulatory capture）：以保护公众利益为己任的机构，与被管制的企业串通一气，伤害公众利益，保护企业利益。结果，政府无法保障公众的利益。这样的结论，完全适用于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一直受制于多重机构繁文缛节的管制。波士顿大学教授，劳伦斯•克里寇夫（Laurence Kotlikoff）写了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书，名为《吉米•斯图亚特死了》。书中，他列出了，在美国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机构超过115家。“如果有更多人出手相救，金融服务会更好”，再没有什么人会相信这样的话了。

加强监管的支持者许诺，规制者可以控制和限制银行中的风险行为。这样管制措施是失败的，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我前面已经讨论了第一个原因：所谓“规制俘虏”。

第二个监管失灵是“知识问题”造成的，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早就发现了这点。所谓监管者需要的知识是散布在整个行业和整体经济当中的。为了有效的实行监管，这些分散的知识必须汇总到监管机构的那里。为了顺利完成任务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就必须进行对该行业的中央计划。但是，对于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的具体情境，这种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由一个人或是一家监管机构统统掌握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的不可能性，苏联帝国垮台了，中国经济也转型了。

（政府）监管，类似中央计划的座座孤岛置于其他“分散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如果我们再把“规制俘虏”的问题算进去，那么我们的行业便成了政府圈养和保护的对象。当政商勾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从市场经济转变成裙带资本主义了。

综合上述，我们没有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布什总统任内遭遇了卡特里娜水灾，联邦政府救灾不力，但帐算到了布什的头上，算到了共和党及保守派头上。如今，轮到了奥巴马总统。海湾发生漏油之灾，奥巴马政府也救灾不力，人们怪奥巴马个人误判，不称职的幕僚之错，通讯故障等等。当然，金融危机处理不当，这两届政府都有责任。

走大政府路线的保守派政府在危机处理上失灵，与大政府主义的左派政府如出一辙。不管是金融服务业，还是海上石油钻探，管制都没能阻止过大的风险。一旦危机发生，政府应对措施不仅缓慢而且笨拙。所有的这些问题不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来执政，而是大政府不起作用。它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大政府承诺过多，完成太少。大政府要达成的越多，实现的就越少，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声明，而是实证观察出来的情况。

事实上，所有要加强对金融业监管的改革，其结果如出一辙。“现存的监管为什么无法防范危机？”，如果这点没有考虑清楚，更多的监管还会接踵而来。对于海上钻井，同样事情可能还会发生。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把相信“如果我们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最终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视作“愚蠢”。政府这种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和其他问题一样，都是“愚蠢”的政策。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曾指出，在复杂的世界我们需要简单的规则。复杂的规则往往会弄巧成拙，因为复杂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在巴西，破产银行的董事们遵守一个简单的规则：他们要承担个人责任。强化董事们脑子里的风险控制管理意识，比建立一个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更加有效。

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建议是增加这类无效的措施，以加强监管力度。恰恰相反，他们该听听哈耶克的话。哈耶克曾指出，“经济学一项奇妙的任务就是向人们证明，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他们所知甚少。” （鲁克按：此话出自《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按：杰拉尔德•奥•德里斯科尔是在美国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任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后来在花旗集团任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