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四年前，我那和蔼的超声医师拿着她那魔术棒在我左侧的睾丸扫了一下，脱口而出“糟糕”那一刻。没错，我依稀记得应该是这两个字。当你陷入彻底的焦躁不安，你的大脑会变得一片空白。她说完便离开房间去找上司，随后进来的医生扫了一眼屏上的影像，直视着我不冷不热地说：你需要尽快进行手术。

我像表演完节目似的，一再地向周围所有人表示感谢，然后一路哼着电影《南方公园》那首“噜噜噜”的插曲，踉踉跄跄地向我的车走去，一屁股坐在坐下去哭了出来。随后，我直接开车去麦当劳，在车道点餐窗口买了个垂涎很久却从未尝过的双层足三两。汉堡到手，眼泪又流了出来，因为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汉堡？才不是，流泪是因为我得了睾丸癌。

我立刻做了睾丸切除手术，不幸的是，手术发现肿瘤是恶性的，于是我又接受了五周的腹部预防放射治疗，因为癌症最有可能通过腹部向肺部转移。放疗让我饿得不行，却又同时恶心得想吐。所以，每次治疗后，我都开车去吃快餐或者在医院食堂买上一大堆披萨和布丁摞满餐盘。出乎意料的是，在哭声中下咽牛排汉堡没能起到节食的效果，我长胖了20磅。

之后的几个月，我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焦急地等待化验结果，我听到诸如“效果不错”，“恢复很快”等好消息。有时还会听到 “情况乐观”等不痛不痒的老生常谈。虽然肿瘤是恶性的，但好在是一种相对容易治愈的癌症，并且尚未扩散。

几年的CT扫描，X光和抽血化验中，医生们从没真正用过“治愈”这个词。他们会告知一个乐观的几率，还绝不会忘记前面加上“实际上”一词。不管医生们怎么说，要想感到被治愈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不那么想了，甚至觉得永远也无法治愈。我感觉自己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有时也感到生命就像一纸契约，属于自己的期限却无从得知。

我曾经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想弄清自己为什么会得病。难道因为我总是在开车时把手机放在两腿间的座位上，还是源于多年来被我解决掉的成千上万听汽水，或者估计就是轮到我倒霉吧。

我记得那段黑暗的日子自己和上帝（我从生病那段时间开始真正信仰他）做的交易，我若能逃过此劫，一定再不喝低糖饮料。如今，若看到边吸零度可乐边写专栏的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会准备在未来路上派送我多大威力的雷霆闪电。

话说回来，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不管你是男是女，如果你爱着一个小伙，看到这，你都应该记得时常去做个体检，或者提醒你身边的男人这样做。尽管睾丸癌偏发于青年男子，但我被确诊却是在40岁中期。讽刺的是，这正是我在二三十岁时最担心的。那些年我确信自己得了睾丸癌，因此去看过好多次医生，但确诊结果都只是再发性囊肿，是由积液导致的。这种病常导致人不能跑步。

我在新闻周刊的同事莎伦·贝格利这周写道：告诉一个人他多么不幸得了罕见的癌症是一件近乎残酷无情的事。在我看来，这么说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样做一点都不无情。尽管体验了一阵难以置信地恐慌，也终于释怀了诸多对“丧失男性特征”的纠结，我认为那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一件事。

请别误会，我并不想再去经历一次，但是我现在能体会到伟大的歌唱家和曲作家沃伦·泽冯的睿智。他于2002年被确诊为恶性间皮瘤—一种不能动手术的肺癌，但他把自己的幽默感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当大卫·莱特曼在那年秋天问起他从磨难中学到什么时，他的回答是“享受每一份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