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在美国面前的并非一次债务危机；而是一场民主危机。数周以来，联邦政府一头撞进了仅包含两种苦涩选项的困局中：要么是因国会两党互掐而引发的后果严重的债务违约，要么就是——如一些民主党领袖们所力主的——由一位权力不受制衡的总统一手提高债务上限。即便在周日晚上最后关头达成的协议幸而消弭了分歧，但很明显，作为宪法核心的权力平衡面临着被打破的威胁。

有关提高债务上限的无尽争吵差一点上演了一出极具破坏性、但却令人绝不陌生的政治两部曲，也由此揭示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多么失调。

这支两部曲的引子是一个活力丧失且无力作为的国会。其后总统便决定，无论宪法怎么规定，此时的他除了依靠自己采取行动之外别无选择。

而此时无意或无力捍卫其自身政治地位的国会，反而开始对“他的”计划、“他的”战争或“他的”经济指手画脚——但对其自身亦难辞其咎的政局乱象，国会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看看近期在利比亚问题上发生的一切。一些人认为，在干预利比亚局势这一问题上，总统原本就没有努力试图取得国会认可，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将获得支持。而国会自己也无意或无力捍卫由宪法以及成文立法所赋予的宣战权。

在同一天里，众议院先是对一项授权开战的决议摇了头，而在数小时后，又否决了一项禁止总统对利比亚战事投入任何新资金的法案。不出意外，利比亚战事在未经国会表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而国会由此可能再无机会夺回授权军事行动的权力。

问题还不仅仅是在宣战问题上。数十年来，美国总统们已经愈加频繁地开始采用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签署声明、行政法规以及行政协议（除了国际条约以及必须由国会批准的国际协议之外）。

今年早些时候，当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努力在立法机构搁浅后，环保署开始径自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规制。国会议员们对这种迂回夺权手段十分不满，但是如人所料，他们最终在这一问题上没能有任何作为。

上述情况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并无二致：国会尽管逃过了对其治理乏力的责难，但却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两院成员们都避免对最为重要的决定承担责任，由此也不太容易就一些糟糕的决策追究他们的责任。

同时，总统却接过了看似华丽实则有毒的圣杯：他手中独握的权柄进一步增长，但其让他人分担责任或责难的能力却在被削弱。如果国内经济真的因为债务违约而崩盘，奥巴马总统或国会议员们能否对这种更为巨大的损失承担责任，目前无人得知。但是无论是哪种结局，535名立法者实质上都是擅离职守的逃兵。

但这并非不可改变。是时候来推进一场让国会重焕生机的改革。尽管我们很容易臆想说权力制衡永不会嫌多——因为决策过程愈困难，决策本身就会愈好——但是此次债务危机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真相所在。

若无法提高债务上限，就无法动用已被国会批准使用的资金。如果立法者们真的把债务上限视为法宝，他们便会在日常预算事务上减少干预，理由是他们可能轻率地相信，紧缩财政政策无论如何总能在未来得以实现。

诸如债务上限的各种立法性阻挠机制是诱发冲突与不和之源，而非一种预防（总统滥权的）手段。宪法从未对这些机制做出规定；它们乃是前任国会为了缚住其继任者手脚的精心杰作。但这些伎俩远不能促进负责任的政治治理，倒是经常适得其反。

本无必要的绝对多数要求则是另一祸端——首当其冲的便是参议院冗长辩论程序(filibuster)。历经一代人的时间，它已经从恼怒的少数派所动用的一种非常程序转变为一条不可违逆的“60人规则”，由此使得立法妥协变得异常困难。而当国会决议无法满足这一宪法之外的规则时，总统试图绕过这一障碍而另寻他解的做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以限制条文修改以及必须进行“是或不是”表决为特色的快速授权程序(fast-track procedures) 看上去是为了限制国会的权力，但事实上却可能促使行政机关避免单方面行动并由此强化国会权力。如果之前的债务上限法案包含了快速授权程序的规定，要求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自动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在过去数月中所出现的刻薄攻讦与边缘性举动就都能被避免了。

待熬过债务危机，我们便应该认真处理眼前的民主危机。若我们的宪政体制运作不畅，则无人是最后的赢家：不是总统——他尽管权柄在手却丧失了执政搭档；亦不是国会——他们虽然得以对总统指手画脚但却陷入了被边缘化的危机；更不是美国民众——他们是政府机能紊乱的最终受害者。